公益诉讼中原告需要具备什么资格

1. 公益诉讼中原告需要具备什么资格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均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规定。
一、国家机关原告资格的认定民事诉讼法将具有原告资格的国家机关限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而环境保护法对此则未予规定。
1.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是否具备原告资格问题。
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才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环境保护法也未赋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原告资格，因此，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缺少法律依据。
2.关于检察机关是否具备原告资格问题。
检察机关既具有国家公诉的职权，又是法律监督机关。目前，国家已经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已经开始实践。
3.关于支持起诉的问题。
虽然环境保护法未赋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以原告资格，但其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可将其列为支持起诉人。从已有的实践情况看，国家机关支持起诉的具体方式包括提交书面意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交诉讼费用、协助社会组织进行调查取证及在庭审中发表支持起诉意见等。当然，支持起诉还涉及原被告平等诉讼地位的维持，被告合法权益的保障以及支持起诉人的地位、权利、义务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二、社会组织原告资格的认定环保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公益性、中立性、专业性、参与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1.社会组织的类型。
民事诉讼法赋予“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环境保护法中则采用了“社会组织”的概念，且要求该社会组织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三种类型，三类组织均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国务院民政部登记的还包括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但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该代表机构仅依据境外基金会的授权开展活动，不具有法人资格，且不得在中国境内组织募捐、接受捐赠，不应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2.“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范围。
环境保护法将社会组织的登记级别框定为“设区的市级以上”，因此，只要在行政区划的等级上与设区的市相当，即符合法定要求。具体而言，“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除国务院民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政厅或民政局，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如西藏的阿里地区）和不设区的地级市（如广东的东莞等）的民政部门之外，还包括四个直辖市的区、县民政部门。
3.“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界定。
社会组织在起诉前成立已满五年，排除那些专门为提起某项公益诉讼而临时成立的社会组织。该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应包括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事项，而且应实际从事了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排除那些虽然宗旨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实际并未从事过该类活动的社会组织。人民法院可依据该社会组织的章程、登记证书以及起诉前连续五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书或年检报告书判断其是否符合该项条件。
4.“无违法记录”的认定。
从实质上讲，违法记录应限定为社会组织从事业务活动过程中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应包括情节轻微的违规行为和社会组织成员的违法行为。从形式上讲，可以考虑由社会组织自身出具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无违法记录声明自证其清白，而被告可举证证明该社会组织存在违法记录，由法院予以审查并认定。这样既降低了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难度，也符合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5.相关性的要求。
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与业务范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相关法规均明确规定社会组织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而且进行合理限制也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利用其经验和专业技能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有效开展。另外，鉴于相关法规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并未作出活动地域的限制，环境污染或破坏生态行为也往往具有跨区域的特点，故不宜对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地域范围作出限制。

2. 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相关组织是谁

　　首先，关于公益诉讼，属于概念性的，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虽然通常人们把本文第一章中介绍的案件都归入公益诉讼的范畴，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其次，如果涉及诉讼的，一般归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 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同时，检察院，律师，司法局等单位都可以参与所谓的公益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
　　第五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3. 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别

你好，大律师网 相关律师回复：民事公益,关乎百姓,行政公益关乎行政管理界
司法解释保持原告主体资格的适度开放性,除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外,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也具有起诉主体资格。解释基于法律规定的预防原则,对“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可以提起诉讼,并不以造成实际损害为前提,适度扩大了可诉范围。解释遵循立法本意并征求立法机关意见,将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并予以类型化,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解释进一步厘清消费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关系,并规定私益诉讼可以搭公益诉讼“便车”。为体现对公益诉讼支持,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支持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和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
行政公益诉讼则不要求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要求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却可能不承担诉讼的结果。
行政公益诉讼则是为了国家或者社会的公众利益。
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不能处分诉讼权利，在其提起诉讼后，只能退出诉讼，而不能申请撤回起诉。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

4. 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有哪些不同

您好！
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按照适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中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
如能提供更多信息，则可给出更为周详的法律意见。

5. 经济法上的公益诉讼问题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一、北京朝阳法院受理法学博士诉“全国牙防组认证”欺诈案
　　卫生部作为主管单位成为被告
　　法学博士李刚认为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使用“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一纸诉状将卫生部、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日前已受理了此案。
　　刚刚出差回到北京的李刚今天向记者表示，自己还不知道法院已经受理此案。他肯定地说，全国牙防组不是社团，是卫生部设置的行使一定管理职权的临时机构，却直接从事认证和使用认证标志，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在误导消费者。
　　据了解，2005年9月16日，在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设立的物美大卖场家和店，李刚购买了由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天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其随后发现该产品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的认证标志已过有效期。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不具有口腔保健品认证的资质，其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进行认证应属非法行为，而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作为销售者亦未能履行验收义务，对该产品的流通负有一定责任。
　　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乐天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其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确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令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和全国牙防组停止虚假宣传，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消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的认证标志；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停止销售使用非法认证标志的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并赔偿原告17.8元购物款。
　　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民事诉讼却一波三折。
　　李刚说，第一次是到北京朝阳法院申请立案，由于考虑到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李刚以其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为被告，朝阳法院拒绝收取诉讼材料，理由是卫生部不能做民事案件的被告。转而告到北京西城法院，李刚将卫生部替换成全国牙防组，于去年9月28日得以立案。到了11月2日，李刚接到法院传票，通知11月8日到法院，结果法院宣布驳回其对全国牙防组起诉的裁定，理由是全国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其依据是卫生部出具的一纸证明。法院还一并告知，余案(乐天和物美两被告)移送朝阳法院审理。
　　而朝阳法院后来为何受理以卫生部为被告的诉讼呢？对此，朝阳法院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到西城法院移转案卷后，原告李刚提出了追加当事人申请，请求将全国牙防组的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追加为此案的共同被告，这在法律范围内是被允许的。
　　对于卫生部是否可以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学专家表示，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由此在宪法上确定了国家赔偿的原则。同时，民法通则也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为公民、法人行使对国家的求偿权提供了更加直截了当的法律依据。

　　二、郝劲松诉北京铁路局用餐不开发票案
　　2006年12月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中院”)对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程序违法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郝劲松，34岁，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在读研究生。从2004年5月开始至今，他打了9场公益诉讼官司—因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因退票时被收取2元退票费无正式发票告北京铁路局、因在火车上用餐索要发票未果告北京铁路局……
　　这一系列诉讼使郝劲松成为某些人口中的“刁民”，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但诉讼本身，却几乎是“屡战屡败”。“我在两年里打了9场官司，只赢了2场。”郝劲松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据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进行的分析，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
　　“执着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一位法学专家如此描述公益诉讼目前尴尬的处境。但郝劲松认为，“即使败诉也是好事，败诉能提升问题的高度，能促使相关部门工作的改进。”
　　与郝劲松类似，在公益诉讼官司中胜少负多的一些法律工作者，依然对公益诉讼“痴心不改”。
　　再遭败诉
　　10月11日，一中院法庭上，郝劲松诉称，2006年1月21日其购买当日从北京南站驶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列车车票一张，发现票价由以前的1.5元上涨到2元，涨幅高达33%。他后来得知，票价上涨是依据铁道部发布的《关于2006年春运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春运通知》”)。他认为，根据我国法律，铁道部在调整列车票价时做出的上述《春运通知》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同时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理，属于程序上违法，况且7095次列车票价涨幅超过了铁道部规定的20%。
　　据此，郝劲松将铁道部和第三方北京铁路局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的涨价行为违法，并判令铁道部赔偿其经济损失0.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春运通知》是依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公布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执行方案的通知》(下称“《方案》”)所作的，并不具有价格制定的性质，仅是对《方案》的进一步明确，因此《春运通知》不需要履行批准及听证程序。由于《春运通知》尚未被确认违法，因此郝劲松要求铁道部赔偿人民币0.5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12月1日下午，一中院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败诉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判得这么快。”郝劲松说，“继续上诉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要按照程序继续走下去。”他透露，在正式上诉前会邀请相关专家开一个研讨会，听取一下专家对此案的意见。
　　胜诉难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曾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案进行分析，发现已有证据表明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总体而言，目前的公益诉讼胜诉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郝劲松认为，法院在审判公益诉讼案时，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将公益诉讼狭义化理解，是公益诉讼胜诉率不高的一个原因。
　　“2004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我状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收费厕所不开发票案进行了宣判，我胜诉，地铁公司最终向我出具两张5角共1元发票。但是，此后我提起几乎是同样的诉讼，即因乘坐T109次列车用餐后没有得到发票起诉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却判我败诉。”郝劲松举例说。
　　此外，地铁公司虽然向郝劲松开具了发票，但是其他人来上厕所，地铁公司照样可以不开发票。也就是说，公益诉讼失去了其可复制性—一个人胜诉，这个判决对其他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判例制度。”黄金荣认为，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法官完全可以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定，让公益诉讼的处境十分尴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青少年权益委员会主任佟丽华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观念不利于公益诉讼的发展。许多法院面对原告人数众多的公益诉讼或原告简单的公益诉讼，出于对被告权势、声誉等因素的考虑，往往消极对待。
　　立案更难
　　与郝劲松一样在公益诉讼中“屡败屡战”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被媒体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的福建省龙岩市法律工作者丘建东。
　　自1996年状告龙岩市邮电局不按夜间长途电话减半收费规定而全价收费以来，丘建东10年中提起了22起公益诉讼，其中胜诉或促使垄断企业改正不合理制度的有4件。
　　“这些胜诉案件都是因为相关企业明显违反国务院或部委的明文规定。”丘建东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更多的案件要么以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要么以垄断企业的收费有行政部门出台的文件、政策作依据，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为由驳回起诉。”。
　　立案难，正是目前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障碍。大部分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难以进入诉讼程序。

　　比如2003年8月，浙江省浦江县杭坪镇程家村农民陈法庆，发现浙江省政府划定的一级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遭遇污染，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后，于同年12月将浙江省政府和省环保局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法院没有受理他的诉讼；之后，陈法庆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然被法院驳回。
　　虽败犹荣
　　“输是输了，但我不郁闷。”郝劲松说，“我觉得打这些官司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比如我告铁路的案子出来之后，虽然在铁路运输法院败诉了，但是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发表文章要求撤销铁路运输法院。通过一个败诉的案件，能提到法院的改制上，这是我当时没有预计到的。”
　　中消协法律顾问邱宝昌律师也认为，尽管公益诉讼屡遭败诉，但虽败犹荣。“败诉的案件也能对我国法制的健全和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这恰恰反映出某些法律法规的滞后与不合理。”
　　比如2001年4月，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通知》未经国务院批准、未组织听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将铁道部告上法庭，并将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该案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2002年以后，铁路价格变动都进行了听证。
　　“公益诉讼的效果要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黄金荣研究员认为。
　　对公益诉讼充满信心的学者还有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公益法中心研究员徐卉，“公益诉讼是一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博弈，败诉是意料之中的。但公益诉讼的意义在于不断地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引起社会强势群体重视，然后促使制度将社会资源更多地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因此公益诉讼是一个很长的动员和教育过程，不能指望打一场官司就能改变。”
　　幸运的是，郝劲松、丘建东们都对公益诉讼“痴心依旧”。
　　“打了10年官司，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进步十分巨大。第一，上杭县人民政府因我在公益诉讼方面的工作，奖励了我800元人民币，这标志着政府对公益诉讼的态度正在转变；第二，公益诉讼制度已写入正在修改中的《民事诉讼法》，这使将来公益诉讼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支持。”丘建东满怀希望地说。
　　名词解释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未必是出于原告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判决的效力也不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对案外所有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都有约束力。

　　三、郝劲松诉北京地铁公司如厕收费案
　　因北京市地铁复八线车站设置收费厕所收费一事提起公益诉讼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原告郝劲松要求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退还五角钱如厕费等诉讼请求。
　　据介绍，郝劲松2004年12月在地铁天安门东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如厕费五角钱。后郝劲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对地铁复八线天安门东站未设固定免费厕所而使其不得不上收费厕所作出书面解释，判令地铁公司退还如厕费五角钱。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5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郝劲松的诉讼请求。
　　郝劲松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郝劲松上诉认为，地铁公司在五方面违背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一是复八线设计存在缺陷，未设固定免费厕所；二是为弥补设计缺陷，配置了移动厕所却要收费；三是“同样是3元车票，环线乘客免费使用厕所，而复八线乘客却要另付五毛钱，这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四是复八线为地铁职工设置了固定厕所，却不许乘客使用；五是地铁公司拿纳税人的钱出资兴建厕所再向纳税人收取如厕费，违背了公平原则。
　　另外，郝劲松强调，地铁显然属于原国家计委(2001)398号文件规定的公共客运场所，公共厕所理应免费开放。
　　地铁公司表示，由于复八线9座车站均没有建设公共卫生间，为解决车站乘客如厕难的实际问题，公司在车站非付费区域设置了9套18座移动式免冲卫生间，费用属于企业投资自建。考虑到购置成本及使用期间的维修、材料等项费用，公司规定收取如厕费五角钱。
　　二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地铁复八线在设计施工时未设置固定公共卫生间，地铁公司在接管运营后，为方便乘客，自筹资金在各运营站台设置免冲环保投币式移动卫生间，并根据消耗成本确定收费数额并取得收费许可，地铁运营公司的行为未违背法律规定。原国家计委发布的计办价格(2001)398号文件的适用范围不涵盖地铁运营，地铁卫生间的设置也不属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京政管字(2002)32号文件所指的政府出资所建公共厕所。
　　法院认为，郝劲松主张地铁公司违背公平原则，此主张是针对地铁复八线公共服务设施设计上存在的缺陷，而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涉及设施设计的合理性、可行性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不应也不可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调整和解决。
　　法院还认为，郝劲松表示自己以纳税人的身份对税款使用不当的问题进行监督，这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郝劲松要求地铁公司对复八线不设置固定卫生间进行书面解释，这要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郝劲松律师说：“我喜欢败诉。我相信只有悲剧才能憾动人心，才能长萦世间。在当前进行的公益诉讼，只有败诉了，人民百姓才会真正地认清各色人等的真面目，才会用心去思考他们所处的真正环境，才不会受人欺骗而生活在幻想之中，才会自觉地站起来，如此，有利于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我呼吁，我尊敬而勇敢的法官，来吧，将所有的公益诉讼都判它败诉吧！我曾对一些记者讲过，在一块腐败的司法土壤里，种上了不诚信的市场种子，我怎敢期望它能生长出公平正义的植物，所以，在当前，公益诉讼的败诉是理所当然的，胜诉倒是例外。”
　　四、李方平等诉北京地铁无障碍设施案
　　李方平等律师曾告地铁公司无障碍设施，去年要求地铁铺设无障碍设施。判的结果一方面北京市残联的副主席去了，全程支持他们这起诉讼。结果虽然判他们是败诉，可是发了四个信函给市政府和地铁公司，要他们做更多的投入改善北京地铁的无障碍设施，也算是虽败尤荣。这一起2007年残联还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因为也是中国第一起无障碍诉讼。
　　李方平律师认为：“公益诉讼会给这些侵权的单位造成法律和道义上的压力，他们一方面会修正自己的行为。再一方面最大的作用是会警示其它的单位，觉得这样做会有这么大的负面报道，那么我做的时候要慎重地评估，甚至尽可能地避免。当然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升到立法的层面，比如全国人大、政协甚至劳动部、教育部等相关的一些部门，对这些歧视也逐渐地高度重视，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的条例甚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我们都看到整个法律是在逐渐地改善过程中。”

6. 最新民诉司法解释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作了哪些规定

环保法第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举例说明公益诉讼中遭到限制适用的民中诉讼基本原则有哪些

　　公益诉讼中受到限制适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有：
       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二、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
       三、法院调解自愿和合法的原则
       四、辩论原则
       五、处分原则
       六、检察监督原则
       七、支持起诉原则
　　公益诉讼在国外有“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这种诉讼活动，可以意译为“公益诉讼”。在中国广泛使用的“公益诉讼”术语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虽然通常人们把本文第一章中介绍的案件都归入公益诉讼的范畴，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按照适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

8. 如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是？

您好！环境公益诉讼即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性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具体案例如下：
案例一
2003年5月9日，乐陵市人民法院根据原告乐陵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范某通过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销售石油制品，损害国有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一案，依据《民法通则》第5条、第73条、第134条规定作出判决，责令被告范某将其所经营的金鑫化工厂，于本判决生效后的5日内自行拆除，停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对周围群众的妨碍，消除对社会存在的危险。
这起由乐陵市检察院起诉、乐陵市法院判决的环境污染停止侵害案，是处理的一个较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3年11月，四川省首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在阆中"尘埃落定"。阆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市群发骨粉厂停止对环境的侵害，并在1个月内改进设备，直至排出的烟尘、噪声、总悬浮颗粒物不超过法定浓度限值标准为止。
较长时间以来，阆中市群发骨粉厂周围居民因长期受该厂烟尘、噪声污染侵害，多次到环保部门投诉。该市环保局在对该厂周围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后发现，其悬浮颗粒物、噪声等超标较严重。随后，该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群发骨粉厂排放的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侵害，并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折叠案例二
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行政诉讼案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突破固有传统法律模式的羁绊，创造了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合作，合力对抗和规管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的成功范例。其中，公益律师和民间环保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从被告席上走下来，与民间环保力量倾力合作，共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在我国，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环境公民团体，特别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公民团体。而公益诉讼的专业性、诉讼双方实力的不对等以及诉讼的持久性更需要律师这一法律职业人的倾情参与。能站在公共立场对社会不断提出问题的律师被称为"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的参与使得公益诉讼在制度、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强，公益律师的专业操作和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有利于实现通过公益诉讼影响未来的公共决策的目的。正是通过公益律师的参与和努力，公益诉讼不仅实现了私权利的救济，而且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对话的契机和场所，成为号召民众关注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旗帜。民间环保组织(社团)以及公益律师必将成为建构与实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法治进程、发展中国环保事业的精英。而争取政府力量的支持与合作，则可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变得"轻而易举"，其公益价值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