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正统性的问题

1.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正统性的问题

2006年11月23日下午，历史系牟发松教授在闵行校区作了一场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问题”的学术报告。 牟教授首先从东西历史比较的视野，指出几乎同时代的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最终都由于蛮族入侵而走向瓦解，显示出诸多相似性，但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一直未曾恢复统一，中国却在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后，孕育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隋唐统一帝国，中西历史发展从此异路。他认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正统”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接着，牟教授从探索“正统”的原义出发，回溯了汉代的正统问题。他认为后世所谓“正统”，是由北宋欧阳修的《正统论》确立的，即“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但欧阳修所依据的《春秋公羊传》所谓“大居正”、“大一统”，其意义则与时俱变，在汉代最终形成“天与人归”、“政治一统”的正统观念。汉唐间在树立王朝正统性的过程中，五德（木、火、土、金、水）终始说作为一种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一直被广泛援用。西汉在文帝时和武帝初年，士人几度提出要把汉代延续秦朝的水德改为土德，但都没有成功，直到窦太后逝世后，汉武帝才改正朔、行土德。其后乘改德更化的思潮，王莽大规模改编前代德次，置秦朝于闰位，把西汉改为火德，为新莽政权称土德篡汉打造合法性基础。虽然王莽最终失败，但是刘秀建立东汉后，却沿用王莽为汉代确立的火德，而以土代火，又成为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割据称雄者代汉自立的天命依据。 然后，牟教授重点讲述了魏晋南北朝的正统问题。自三国分立开始，中经东晋十六国，直到后来的南北朝时代，由于正统性的诉求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大体同一空间内作为历时性存在的以往政治实体，而是同一时间内存在于不同空间的其它政治实体，因此正统问题也不仅仅体现为对前朝正统地位的重新评价乃至德运次序的重新编排，更多情况下表现为双方对正统地位的激烈争夺。同时加上民族因素的掺入，正统的观念和标准受到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各路军阀竞相争夺正统地位。其后曹丕、刘备、孙权各树正统，并在政治、外交、文化上互争正统，竞相以恢复汉的大一统自任，从而促进了正统观念内涵的稳定，以及正统性论证的模式化，为以后十六国夷族君长的自命正统、重造正统提供了样板和思路。当时的史书如《三国志》、《汉晋春秋》的编撰中也体现出强烈的正统性诉求，实际上这是现实政治中的正统论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反映。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诸政权为了论证其正统性，也是颇费周张。它们经历了一个——由否认魏晋正统到承认魏晋法统，又从承认魏晋法统到认可五胡国家的正统地位而前后德运相承，最后在孝文帝改革时代，终于完全否认五胡诸国的正统而上承魏晋法统，遂将五胡十六国锁定于伪闰冷宫——的极为繁复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北方少数族及其政权的汉化过程，与北方的胡汉民族融合过程，与南北朝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是大体一致的。自孝文帝毅然抛弃五胡法统而上承西晋，定北魏为水德，其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乃至隋唐，前后德次相继，形成了北朝一系的法统，与东晋南朝的德次和法统系列相颉颃，最终实现了全国的再统一。事实上在南北朝时期，南北间通常得到了对方的外交承认，南北使节络驿不绝，一方面是正统的争夺，一方面是愈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双方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 最后牟教授从政治合法性的视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古代正统性或曰政权合法性的终极根源虽是天命，但天命却是以“德”为依归的，而德又是以儒家的仁义教化为核心价值的，他结合南北朝的正统争夺，对中国古代正统论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同时，他还指出，就正统论的两个标准而言，相对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为一”的标准逐渐成为衡量正统性的最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天命论的局限，突破地域性和种族性的局限。正统性的文化内涵和大一统标准，对于中国能够从分裂中走向统一，能够长期维持政治上的大一统，提供了导向性和内驱力。 上海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对此次演讲作了精彩的点评。他指出：“正统问题对中国古代史家而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正统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对古代政权合法性的解释体系或解释系统。先民对此问题的思考、论说和由此衍生的政治行为，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或文化景观。”他认为这次学术讲座，“立论宏大，视野开阔，既注重宏观阐发，又注重微观实证”，论证指出了中国古代浓厚的正统观念或正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期延续不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牟教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问题的探索，对解释从“不一”到“统”的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境内的分立政权，正是在争正统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繁荣。

2. 范晔南朝史学家，主要写了什么书？

引言：范晔南朝史学家，主要写了什么书？下面一起来和小编了解一下吧！
一、范晔
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官员。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曾孙、豫章太守范宁之孙、侍中范泰之子。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
二、《后汉书》
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汉朝东汉时期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三、读后感
政治上中央集权，皇帝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化上独尊儒术，儒家价值观融入社会各个角落。这种社会形式，持续了几千年。至今中国社会依然深受其影响。东汉从头到尾，都处于这种统治模式之下。《后汉书》正展示了一个典型中国王朝的兴衰。从中，会发觉很多典型问题，比如社会阶层的逐步固化，财富的集中兼并，上层阶级的逐渐腐化。这些问题以后还会困扰唐、宋、明、清等各大王朝，以及今天的中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研究。

3. 王朝正统性是什么意思？？

从周朝开始，统治者和政府的政治正当性由天命所授，不公义的统治者会失去天命授权，继而失去对人民的统治权利。

4. 史论的关于史论

从史学发展趋势看，中国古代史家对史论的自觉意识要早于对史评的自觉意识。这里说的“自觉意识”的标准，是指他们明确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而言，而不是就他们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一般说来，对于概念的运用，都要晚于针对某个事物所发表的具体的评论。《后汉书》作者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对其所撰史论着墨甚多，充分表明了他对史论的重视。他写道：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在这一段文字中，范哗有五处讲到史论问题：涉及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即“杂传论”；对同类历史人物的评价，即类传论并兼及民族传论；对典章制度的评价，即有关“志”的论等；其所论之参照物则是贾谊《过秦论》，并认为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概括说来，范晔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他本人史论的评价，二是说明了史论在史书中的重要位置。这里，我们不评论范晔对自己的史论的评价是否中肯的问题，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范晔对史论在历史撰述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明确的表述。可以认为，对于史论的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范晔确已超过了以往的史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晔所处的时代即南北朝时期，史论已开始受到更多的人们的关注。例如：在南朝，梁人萧统编纂《文选》一书，于卷49、卷50设立“史论”上下两卷。它们分别收录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以上为卷49，“史论上”)；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以上为卷50，“史论下”)。两卷共收录史论9首，而范晔《后汉书》的史论占了4首。《文选》是文学总集，编纂者为什么要收入史书的评论，并名之为“史论”呢?萧统在《文选》序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至于纪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由此可见，编纂者十分清楚，尽管史家之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不同于文章家的作品，而其之所以要收录“史论”，是因为“史论”和文章家的作品毕竟还是有其共同之处的，那就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的这几句话，不仅揭示了文章家的文章之本质特点，而且在思想渊源上也隐约地包含了孔子、孟子所讲的关于史书的事、文、义等几个重要元素(即事、义、翰藻)。此外，《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著录“《后汉书赞论》四卷，范晔撰”，显然是他人所编，可见时人对范晔史论的重视，同时亦可见范晔自评其史论高妙、深沉并非虚言。在北朝，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合一百三十卷，“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从中可以看出魏收对史论的重视。《北齐书》为唐初李百药所撰，他在《魏收传》中明确地列举这些数字，也表明唐初史家对史论的重视。《魏书》因有“秽史”之诬称，故对其史论则少有研究者。通观《魏书》，其史论之作，确有特点，如其《前上十志启》在简述了“志”的历史后，扼要地概括了《魏书》志的特点，作者写道：窃谓志之为用，纲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未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碌，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所谓“事重尤应标著”，是强调志的内容的重要性；所谓“一统天人之迹”，是揭示志在史书中的重要位置。至于《释老》、《官氏》二志，更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两大特点。又如《地形志》序，概述了自《禹贡》以下至西晋的地理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历史与制度的认同思想，魏收写道：“《夏书·禹贡》、周氏《职方》中画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盖王者之规摹也。战国分并，秦吞海内，割裂都邑，混一华夷。汉兴，即其郡县，因而增广。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这一段话，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脉络和史学传统的认同。初读似为常理，细察乃可见其深刻思想。关于唐初史家、政治家重视史论，还可以举出一些有力的证据。第一，是魏徵为《隋书》纪传作论，史载：“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值得重视的是，魏徵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物之一，他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统治集团中的主流见解，而这一见解在“贞观之治”中成为政治决策的思想基础之一。魏徵本是政治人物，他因史论之作而被誉为“良史”。第二，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初史家新修《晋书》告竣，唐太宗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后论，因此《晋书》一度被称作“御撰”。第三，李百药的《封建论》、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等，皆为名篇。唐人重史论，于此可见一斑。宋人编纂《文苑英华》，包含“史论”四卷(卷754—757)，汇集前人史论专文29篇，又有《唐鉴》、《唐史论断》等史论专书的问世，中国古代史论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里，要特别指出，章学诚对于初学者学习史论的重要性有很好的分析，可以认真研究，看看从中能够得到怎样的启发。章学诚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童蒙初启，当令试为经解、史论。经解须读宋人制义，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开合反正，兼参之以贴墨大义，发问置对，由浅入深，他日读书具解亦易入也。史论须读《四史》论赞，晋宋以后，姑缓待之，史家论赞本于《诗》教，……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形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蒙幼初开，得其调达，正如春草初生，郁葱气象，妙于青碧有无之间，较之夏器高粗，尤为美含不尽；而且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尽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务也。又且短篇易于结构，浅近易于仿摩，俾与经解相间为之，即使欲为举业文字，亦自灿然可观，又何惮而不与习邪！章学诚的这一段话，至少说了三层意思：第一，是交待史论的渊源，即渊源于《诗》教，其后受到《春秋》之教学的滋养。按我的理解，《诗》有讽喻的功能，而与“论”的作用较近，《春秋》则寓褒贬于史文之中，且同“史论”有关。第二，是阐明马、班史论在意境和表述上的特点。第三，是强调学习和研究史论的必要性，即对于学识、辞章、寓义都有关系。这几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史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史论都很有启发。

5. 余秋雨的著作是什么？

　　余秋雨，浙江馀姚人，大陆著名美学家和作家，并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事实上，要谈论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真是谈何容易。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就以其《文化苦旅》为例，当中一篇《沙原隐泉》，仅两千五百字，纯粹写景和抒情的散文，却写得如诗如画。此文主要内容是作者在敦湟县内沙漠地上，独自一人爬人沙山，然后又下山欣赏一湾清泉的过程和所见所感。文中，余秋雨是如此描绘沙山之美：“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在美学家和作家的笔下，“光”、“影”、“线条”不再是一些只纯是理论没有生命的字词，而是能感应作者内心深处的字眼。

　　至于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可见一二

6. 萧统的文学观点

导语：在魏晋南北朝众多君主中，萧统、萧刚、萧绎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萧统的文学观念，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刘勰的《文心雕龙》第十六篇是《史传》篇，讲历史散文。“史”源于古代左史记言与右史记事，“传”是对经书意旨的转授。全篇内容大致分三部分：先是对“史”“传”文体的起源、形成及演变的介绍;二是在论述史书源流、体例演变的过程中，对晋代以前的史书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简明辩证的评论;三是总结文体写作的方法与特色，写到了史学功用，史官建置，史家素养，史书写作格式和文字要求以及史著的得失等问题。刘勰在《史传》篇文体论的写作上，提出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继承发展了前人文体研究的理论和经验，从上述对《史传篇》的梳理中，可见刘勰确实遵循了他提出的原则。
  
    纯文学是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而刘勰《文心雕龙》所论述的范围包括经、史、子部，他所说的“文”是广义的文，是包括一切语言文字写作的文章和著作的，这与杂文学所论述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不能说刘勰就是杂文学观或泛文学观。从整部著作的编排上来看，《文心雕龙》上编中前五篇是“文之枢纽”，而在正式写文类的时候，刘勰是按照“有韵之文”一“韵散兼备”一“无韵之笔”的顺序编排;另外对于从第十五篇至二十五篇的无韵之各文类，刘勰是按照先专书，后单篇文章的顺序来编排。显然这种编排并非偶然，而是作者在充分认识备种文体的文类大小和文学性强弱之后有意为之的。在评价作品和作者思想时，我们必须回归到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当时文学的发展状况当中，虽说《文心雕龙》涵盖的范围很广，但已表现出刘勰有意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图，当然我们认识到刘勰文学观念中不科学的地方。
  
    从《文选》看萧统对史书的态度兼论其文学观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文选集，收录了从战国至梁初750篇作品，它的编选体现了以萧统为主编的文人集团的文学观念。清人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云：“昭明所选，名之日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
  
    关于史书，除《史记》与《汉书》外，其后的几乎全是官书或须上奏朝廷之书，且记传诸体大抵采自原始“起居注”、“实录”或其他前人著述。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到了他对史书的态度：“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因而历史著作是不符合《文选》的选录标准，故排除在外。但他又接着讲到：“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由此可以看出，萧统对史书和其部分“论”“赞”是持不同态度的。在《文选》实际编录中，萧统在卷四十九和卷五十破格选录了《晋纪》和《后汉书》等史书中一些“论”“赞”篇章。以《后汉书》为例，其中的论赞部分，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写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从萧统在“史论”一类中录《后汉书》文字最多的'情况看，他可算得上是一位范晔说的“赏音者”。可他在《文选?序》中已说不收录史的著作，史书中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但他又不将“史论”列入“论”，而是对这两种特别另立一类，这对文体分类来说多少是些不妥当的，不过《文选》毕竟不是理论性的著作，而一部诗文选集。
  
    萧统认为由质朴趋向藻丽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文采应为“文”的必备条件，因而《文选》选录文章的艺术标准，是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学和语言声律之美。与刘勰《文心雕龙》广泛的“文”相反，《文选》取狭义之“文”，即文学写作的文本，既不包括经籍、予籍，也不包括史籍中的言辞、记事之文，而仅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章，包括诗篇、赋作和文章。当然，萧统仅从文采衡量文与非文，也非是最妥帖的。
  
    刘勰与萧统之文学观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在史书的立意、选词用字上，要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在警戒规劝、考虑取舍时要以圣人的言论为准则，并反对《史记》《汉书》为吕后立纪。而萧统主张“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俘。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这承自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刘勰和萧统深受儒家思想的桎梏，文学观也有着浓郁的正统儒家色彩。
  
    昭明太子萧统曾与刘勰有过多年的直接接触和密切的主从关系，再加上刘勰《文心雕龙》中给予好评的许多作品都入选《文选》，因而《文选》的编纂深受《文心雕龙》影响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同。另外，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创作特征及历史发展的理论著作，而《昭明文选》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选集。因而，不能简单地仅从对史书态度的不同这一点上来说刘勰是“泛”文学观，而萧统是“纯”文学观。萧统在《文选》的编排中注意到了作品文学的独特性，虽说他的选文标准并非完善，与今日的文学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但他意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将文学与哲史区分开来，从这一点来讲他比刘勰的文学观要先进一点，也可谓是积极探索文学独立性的先驱。

7. 《魏晋南北朝史论》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谁写的

武汉大学唐长儒教授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书。

8.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速度啊，各位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即280年司马氏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乃至心理，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又即便在同一政权的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徙频繁，造成民族成份复杂，民族融合（自然的融合与强制的融合即战争）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再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则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地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文化融汇等等，异常复杂。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十六国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动与东晋南朝的侨流人口，又多有不同。如东晋南朝境内的侨流人口，多为主动迁徙而来，成为定居移民的比例较大；东晋南朝尤其是东晋、宋、齐、梁政权，实质上为移民政权，以此，侨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大，受到的优待也多。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他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境况往往悲惨，胡族统治者强制迁移他们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随着政权的兴亡更替、时局的动荡混乱，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又被不同的统治者屡次迁移，所以能够长期定居下来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按照家族系统分配政治、经济权利而出现的门阀政治，由于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剧烈运动而造成的动荡、对峙、分裂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个特征尤为强烈与明显。其中，以宗法性与等级性为内核的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西晋以至东晋，门阀世族的统治不断强化；及南朝以降，门阀世族的政治地位虽有所下落，社会地位仍很巩固。与此相联系，该时期世族寒门界限森严，而随着世族的衰落，寒门地位逐渐上升，南朝帝王大抵出身二等乃至寒门军功地主就是明证。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演变所致。